见习记者 崔凯歌 生活报记者 吕晓艳

有三千多年历史的甲骨文片、代表清代技艺审美顶峰的青花器具、文人大师的真迹孤品……在哈尔滨师范大学的文博馆内，三千余件文物涵盖化石、甲骨片、石器、陶器、铁器、玉器、青铜器、漆器、瓷器、拓片、钱币、佛像、铜镜、书画等多个门类，藏品年代覆盖了中国古代各历史时期，其中不乏存世孤品和国内罕见的文物珍品。这些文物静静地诉说着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历史，成为历史长河的侧写，展现着各个时代的文化审美、工艺技艺以及生产生活。

记者采访了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博馆的李东馆长。据李东馆长介绍，文博馆内的馆藏文物是为了对学生的直观教学，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历史系八位名师为主，从各地购买收集而来。一起听李东馆长讲述那些馆藏文物背后的故事和独特的历史意义吧。

郎红截口瓷瓶： 釉色烧制难度极高 经罕见工艺修复

“我馆馆藏的这件郎红截口瓷瓶，有两大极其珍贵之处：一在其釉色，二在其形制。”李东馆长为生活报记者展示了这件色泽饱满鲜明、形制特别的馆藏珍品。

李东馆长为记者讲解了郎红釉的烧制特性，“要想穷，烧郎红”，正如这句古谚语所说，郎红釉的烧制难度极高，曾在明朝后期一度失传。郎红以铜为着色的釉料，烧制时，窑炉内的温度必须控制在一千三百摄氏度左右，欠烧十摄氏度，釉色就会变成绿色；若温度高出十摄氏度，釉色又会呈现白色。要想烧成郎窑红，只能将温度精准地控制在这二十摄氏度内，所以在控制温度只能靠工匠经验的古代，郎窑红的成品率极低，成功烧制郎窑红，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博馆内馆藏的郎红截口瓷瓶色彩绚丽、红艳鲜明，其釉色从口沿到底足，由浅入深，且具有强烈的玻璃光泽，这正是红釉在高温下自然向下流淌，均匀集聚所致，单从釉色上来说，这件藏品已经实属难得。

除釉色珍贵外，这件瓷瓶的形制也极其特殊。“实际上，仔细观察，这件瓷瓶的腹部与颈部、口沿的比例并不协调，这是因为这件瓷瓶并不完整。”李东馆长为记者讲述了一段瓷器修复的历史，从康熙年间，宫廷开始进行陶瓷修复，其中有一种瓷器修复方法，就是用金、银、铜等金属箍镶损坏的器物口沿，这种做法不仅能起到加固作用，还能延长器物的使用寿命，同时有装饰美化的效果。

“根据清宫档案和实物，采用此工艺进行修补的瓷器多为贵重的高古瓷器，也有少量的明代和本朝单色釉，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博馆这件馆藏珍品当属后者，由于某种原因，这件瓷器的口、颈部分损坏，这便是‘截口’之名的由来。更为难得的是，该瓷瓶在修补时采用的并非常规的‘镶铜’，而是在‘镶铜’后又镀金，这就是所谓的“镶金口”，这一罕见工艺的出现，更凸显出这件瓷瓶的不同寻常。”李东馆长说。

甲骨文骨片： 曾是游寿的重点研究对象 追溯三千多年前的文字与文化

“我们常讲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异彩纷呈，那么我们悠久灿烂的文明精在何处？又如何呈现呢？这就要从三千多年前的那一块块龟甲兽骨说起……”在介绍这件神秘的甲骨文骨片前，李东馆长先为生活报记者讲述了一个甲骨文背后的故事。

“第一个发现甲骨文的人是晚清的王懿荣，他是一位著名的古文字学者和金石学家，曾对在古代彝器上的铭文做过深入研究。因此，当他看到他从药店买回来的中药里没有磨碎的“龙骨”上的古文字时，便敏感地感觉到这绝不是一般的中药。这些文字不是大篆也不是小篆，可能是一种更古老的文字。经过探索最终发现这些龙骨来自于河南安阳小屯村。甲骨文的奥秘由此开始揭开，它不仅证实了殷商的地位，更证实了中华绵延的文明。”

“展出在哈师大文博馆中的这件甲骨文骨片，曾是我校八大名师之一的游寿先生重点研究的对象。”李东馆长向记者介绍，游寿先生是我国著名的金文甲骨领域的专家，对甲骨文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她曾踏访嘎仙洞，亲自指导并发现了大兴安岭鲜卑石室祝文。当时新华社公布这条消息时，评其为“建国以来我国长城以北地区考古的一个重大发现，为史学界研究鲜卑史乃至北方民族史，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李东馆长告诉记者，哈师大文博馆的这件甲骨文骨片，不论从历史、艺术还是书法领域来讲都是无价之宝。

提及甲骨文研究的意义，李东馆长表示，“殷商时期奉行神本文化，从国家大事到日常生活，人们都习惯通过占卜来做决定。人们常常在龟甲或兽骨上钻孔，再经烈火灼烧，观察甲骨开裂的纹样，以此来判定事情的吉凶征兆。由此可见，甲骨文，不仅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特别是商代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同时也向世界证明了，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在三千年的时间里使用相同文字的国家，我们每个人都该为这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感到骄傲。”

青花缠枝莲托八宝盉壶： 清朝乾隆年间典型器具 明清时期汉藏艺术交流的产物

“白釉青花一火成，花从釉里透分明。可参造化先天妙，无极由来太极生。”这是清代诗人对青花瓷的赞誉，而在哈师大文博馆内，也珍藏着一件代表古代工匠极高的艺术审美和绘画技艺的青花缠枝莲托八宝盉壶。

“这件青花缠枝莲托八宝盉壶是清朝乾隆年间的典型器具，由器盖和器身两部分组成，其形制上有对青铜酒器——盉的模仿，符合当时推崇的‘摹古’思想。”李东馆长介绍，其釉下的青花发色浓丽，加饰斑点，这正是乾隆朝官窑青花瓷器常用的“点彩”手法，即在纹样中点绘斑点，追摹明代宣德青花的铁斑效果。

李东馆长告诉记者，这件藏品最有特色的是青花部分的纹样，由缠枝莲纹、折枝莲纹、回纹以及吉祥八宝等纹饰组成，其主体是流行于西藏地区的传统吉祥图案“八宝纹”，取材于藏传佛教的八种供器：法轮、法螺、法伞、经幢、法瓶、盘长、莲花、双鱼。在藏传佛教中，莲花被视为观世音的象征，象征着纯洁，寄托着吉祥如意、平安幸福的祈愿，而法器也有健康长寿、圆满幸福等美好寓意。

实际上，青花缠枝莲托八宝盉壶是汉藏艺术交流的产物。李东馆长为记者科普，明朝建立以后，藏传佛教备受统治者推崇，以“八宝”纹饰为代表的藏传佛教图案被大量运用在工艺品中，随着青花工艺的发展，这些具有藏地特色的纹饰与青花结合，形成了独特的青花八宝纹饰。而以青花缠枝莲托八宝盉壶为代表的瓷器，运用高超的手工技艺，将汉、藏地区的精神追求、艺术审美，凝聚在器物之中。后来，“八宝”纹饰摆脱了宗教信仰的意味，成为了表达人们美好祈愿的载体。

图片由哈尔滨师范大学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