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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首席评论员 静伟

“假设时间来到10年后，你已经成为一名PI（Principal Investigator，即独立带领一个实验室的博导），你拥有所需要的所有资源（优秀的科研团队、充足的经费、完善的实验设备、大把的时间），那你最想探索的科学问题是什么？换一种说法，这一辈子有什么科学问题或者技术难题，你能解答或者突破，就觉得今生无憾了？”

著名生物学家、深圳医学科学院（筹）创始院长、深圳湾实验室主任颜宁，在博士生推免面试时提出了一个颇具开放性的好问题。之所以说这是好问题，是因为这是在问这些年轻人，你们是要把这份专业，当成一个职业，还是一份事业？在取得世俗的、个人的成功之后，你们还有没有对于这个专业、这个社会更高的理想？

有些人觉得颜宁的问题有些“超纲”了，说这样的问题问本科生和研究生未免太早了、太难了。虽然我们不能对这些年轻人有太多苛责，但确实还是有些遗憾和失望。而且，作为一个二十来岁、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成年人来说，尤其是“国内生物医药领域所能招到的资质最好的本科生和硕士生”，这样的问题，即使没有别人问，难道自己就从来没有想过吗？就算别人用“他还是个孩子”选择原谅，自己也需要对自己有一个更高的要求。我们的社会，对于这些堪称精英的学子，也理应有更高的标准和期待。生活不能只有眼前的苟且，总要有人仰望星空，追求诗和远方。

对于有志于选择这个专业的年轻人来说，这更是应该面对的一道“必答题”，如果连这些都没想好，那么你为什么要进入这个专业呢？只是为了拿一个高学历、找一个好工作、评一个高职称、拿一份高薪水？

当然，这些想法并没有错，读书要为稻梁谋，但“人生在世，需要一点儿高于柴米油盐的品相”，更何况，对于这些享受着社会优质教育资源的大学生来说，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些回馈社会的责任和理想？在追求个人远大前程的同时，对于自己要从事的专业、对于自己要改变的社会，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个远大志向？

其实，颜宁之问，应该是她一直以来的思考。在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毕业典礼作为校友发言时，她就发出过这样的追问：“每个人白驹过隙在世上最多不过百年，百年之后你留下什么？你在这个世界上走一圈，最终留下什么？现在你刚刚毕业，一个新的篇章即将开始，那么当你像我这个年龄的时候或者再过二十年、再过四十年、甚至再过六十年，我们会留下什么？”“现在很多人追求成功，那么这个成功又是谁来定义的？我们清华毕业生每个人毫无疑问都是优秀的，但是一定要去做别人眼中那个优秀的你吗？我们是不是一不小心就变得随波逐流、人云亦云了？”

而她给出的答案是：“作为清华的毕业生，我们应该致力于成为各行各业的领袖，完成我们对于往小处说对民族、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往大处说是对人类、对人类文明的贡献。”这话看似很大，但如果你看过电影《无问西东》，就会知道，这确实是一代代清华学人前赴后继的追求和理想。

我们常会嘲笑那些在镜头前一脸茫然、回答不出问题的艺人是“绝望的文盲”，可面对“颜宁之问”，那二十多个回答得苍白无力、毫无新意，让人无法“眼前一亮”的高材生，又算是什么呢？比起那些艺人，是不是有些五十步笑百步了？我们常说，演员拼到最后拼的是文化素养，那么我想，这些并不缺乏知识和文化的学子，拼到最后，拼的应该是思想、信念和理想。

还有很多网友为其辩解，说他们可能是“担心自己回答得不得体反而会影响面试”，但这恰恰是其生命力缺失的表现。要知道，他们可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啊！他们应该有的，是不怕犯错的勇气，而不是精于世故的油腻。

当然，这些也并不能全怪这些学生，因为颜宁之问，考的是目标感、好奇心、想象力和远大志向，考的更是其内在勃发的生命力。而这些学生，很可能接受的都是学校和家长被动式的教育，甚至是被安排好的人生，所以一路走来，只知赶路，不明方向；只会做题，少有思考。他们不是无问西东，而是一切随风。而正如德国教育学家斯普朗格所说：“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传授已有的东西，而是要把人的创造力量诱导出来，将生命感、价值感唤醒。”

正好最近看了一篇从教39年的特级教师黄荣华的专访。他有20年都在上海最好高中之一的复旦附中任教，后16年更是担任语文教研组组长。他在访谈中忧心忡忡地谈到：“社会变化对学生的影响非常明显。以前有些学生是北大钱理群教授说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现在是工具理性的时代，工具理性是理性的无限膨胀，在行为上就是一切都追求效益的最大化。很多学生是工具理性控制下的‘工具人’，一切为了考试，不考试的内容就不学。”

可如果我们的学子，一个个都只有自私自利的工具理性，而没有自主自在的生命意识，和ChatGPT又有什么区别？如果颜宁问的是现在的ChatGPT，是不是也只会得到那些机械、乏味、圆滑、无趣的回答？

鲁迅说：“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血液之于身体。”青年怎样，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未来就会怎样。愿他们都能够目光清澈，朝气蓬勃，新鲜活泼，敢想敢说，成为一个社会最明亮的底色。